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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昉:中国人口红利丧失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  

2014-05-09 17:29:41|  分类: 人生两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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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昉:中国人口红利丧失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
2014年04月19日 14:08
来源:凤凰财经

凤凰财经讯 4月19日消息,全国人大常委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表示。我们推进任何一项改革让它实施起来必须有激励实施者、地方政府还有其他的人,否则这项改革没有办法推进。过去我们讲户籍制度改革,我们讲市民化也讲很多年。真正推动的我们只能预计这一次有所推动。但是仍然有很多观念上的障碍。

他指出,我们听到更多的人是在测算农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钱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收益,这个收益如何分摊的?同时它更长远的利益在哪儿?从全世界的角度,人们做了很多测算,如果全世界劳动力障碍可以打破,产生的收益是全世界GDP的122%。

蔡昉介绍说,2010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,今天也面临招工问题。2015年之后绝对会减少,并且会一直减下去,这意味着中国丧失着它的人口红利,相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。我们知道过去2年不再是2位数的增长,是7.7%。不是因为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,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缺失造成的。潜在增长率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以前15年的10.3%降到十二五时期平均7.6%,十三五会继续下降6.2%,这是我们的自然减速。自然减速可以改变的,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可以延长人口红利,如果我们改善生产率可以提高效率,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高。因此我们要尝试去赢得改革红利。

以下为蔡昉发言实录:

蔡昉:我们推进任何一项改革让它实施起来必须有激励,实施者地方政府还有其他的人,否则这项改革没有办法推进。过去我们讲户籍制度改革,我们讲市民化也讲很多年。真正推动的我们只能预计这一次有所推动。但是仍然有很多观念上的障碍。比如说我们听到更多的人是在测算农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钱。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,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收益,这个收益如何分摊的?同时它更长远的利益在哪儿?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,人们做了很多测算,如果全世界劳动力障碍可以打破,产生的收益是全世界GDP的122%。当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制度会被打破。有些国家,比如说美国,如果变成公民可以带来多少收益,当然算了成本,也算的收益,在联邦政府这一块通过税收的因素收益大于成本,对于我们来说呢,我们更重要的是所面对的这些要成为市民的人,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,所以更应该算这个帐。

算帐有两个目的,第一是真实的收益和真实的成本。我们算的帐才可能推动改革,不仅相信改革带来收益带来红利,如果收益总体上大于成本的,是净收益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改革方式。我们知道早期的改革经济学家把他叫做帕累托(音)改进,可以给部分人带来收益,同时不伤害其他人的群体,这种改革不会有人反对的。未来的改革有收益,也有所损失,但是如果算出来一个总收益大于损失,我们经济学家叫卡尔多改进,我们用获得的净收益适当的补充改革中有损耗的。用官方的话说我们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分担。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在企业居民政府之间分担,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是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担,这也是改革的方式,更有利推进的。

2010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,今天也面临招工问题。2015年之后绝对减少,一直减下去,意味着中国丧失着它的人口红利,相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。我们知道过去2年不再是2位数的增长,是7.7%。不是因为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,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缺失造成的。潜在增长率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以前15年的10.3%降到十二五时期平均7.6%,十三五会继续下降6.2%,这是我们的自然减速。自然减速可以改变的,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可以延长人口红利,如果我们改善生产率可以提高效率,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高。因此我们要尝试去赢得改革红利。

第二我们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,我们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,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包容性。这个无疑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。因此概括一下农民工市民化,潜在增长率可以改变的,可以提高的。第一是增加劳动力供给,第二是获得生产率的所得。第三对我们企业来说,如果按目前的工资上涨速度,我们可能调整时间不够,可能造成太大损失。因此需要赢得时间,用公共政策改革继续拉动劳动力的转移。

我们设想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有什么方式,显然延缓退休不是可行的办法。因为平均退休的人身体状况都不一定能够学到新的技等。增加劳动供给很大部分来自农民工。国外学者研究农民工进城以后20年以后他的工资劳动力回报可以持续提高的,非常有生产性的,他们平均在城里面待的时间只有9年。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说农民工每年春节都做一次决策,还回不会城里。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回,但是一般过了40岁,上有老下有小不回来了。没有办法把劳动成本放在非农产业的发展上。

我们设想两个感觉,一个把劳动力的参与,今后十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,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使我们GDP提高0.88个百分点,是可以立竿见影的。同时呢,我们也可以假设,大家知道在新的发展阶段,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,我们更多的要靠生活率的提高,如果在今后的全效速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,它所对应的增加GDP的潜在增长速度是0.99,几乎是1对1。因此这两项改革加起来,如果可以加起来可以带来两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。第一个增加劳动力供给,就是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可以稳定干到退休年龄。第二给他更好的激励,给他更好的公共服务,他能够继续从剩余状态中转移出来,从生产力低的部门转到生产力高的部门,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。因此市民化这一项改革可以解决农民工供给,可以解决生产率提高。目前的状况我们大家都知道,举家迁移的农民工不愿意离开土地,因此使得我们的土地经营面积不能扩大,也是农业不能主要提高的障碍。这是上海崇明岛的图,那是一条线,搞的规模经营的部分,土地集中了,上面建筑都少,它的生产率截然不同的。

当我们知道改革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分担改革的成本,使得改革真正的推进,改革推进以后带来收益,带来收益以后进一步改变,进入良性的循环。具体说不出来哪些东西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,但是我们之间看到的一个,我们地方政府算帐的时候,给农民工市民化支付多少成本,这都算我们头上。很多帐我们算不准,我们也测算过,我们和大多数人算的不一样。但是有一条我比较信赖,义务教育成本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再分配,个人认为这个支出责任应该有中央政府承担。也可以一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,另一方面解决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老大难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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